茅以升先生在平越时期旧居（1939年）

1938年在桂林被炸坏的学校仪器

茅以升先生曾经对桥有过一段朴实的描述：“造成的桥，就老待在那里，一声不响地为人民服务。不管日里夜里，风里雨里，它总是始终如一地完成任务。它不怕负担重，甚至超重，只要典型犹在、元气未伤，就乐于接受。”这正是茅先生的人格写照。

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，又恰逢母校（即西南交通大学）筹备建校120周年校庆，学校开展了“重走播迁路”等系列专题活动。一时间将我的思绪带回到80年前，带回到跟随恩师茅以升先生辗转求学的年代。先生奋进、敬业、治学的经历，奉献、求实、创新的人格魅力在我心中长存永在。

钱塘“三部曲”背后的故事

在抗日战争期间，国家危难关头，茅以升先生主持修建完成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、建造的现代化公、铁两用大桥——“钱塘江大桥”。“修桥、炸桥、复桥”三部曲的事迹，大家早已耳熟能详，但其背后的故事却鲜为人知。

在大桥设计之初，先生就曾预感到战祸，为避免大桥为敌所用，建桥时即做好了炸桥的准备，在靠南岸第二号桥墩内设置了一个方形的炸药预埋孔。1937年12月23日下午5时，隐约见日寇骑兵奔向桥头，先生断然下令起爆，并于当夜悲壮地写下“抗战必胜，此桥必复”的誓言。

1937年8月，战火将至钱塘江边时，桥工处全体工作人员奉命转移。在大部分工作人员撤离后，先生带领几人整理、包装大桥技术档案，包括各种图表、文卷、刊物、照片、电影片等资料共14木箱。资料整理完成，他无限欣慰地说：“这些材料是无价之宝，我们要像保护生命一样地保护它们。抗战胜利了，要修桥、建桥，培养桥梁技术人才，这些东西就有大用了。”就这样，这14箱资料跟随着先生的足迹，赴湘潭、迁平越（今贵州福泉）、至川渝，一路辗转，于抗战胜利后带回杭州。

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先生把为国家完整地保存了多年的这批珍贵资料移交给上海铁路局：“过去我为人民修建了钱塘江大桥，现在我又把大桥的全部资料献给国家，这才能说真正完成了国家和人民交给我的历史重任。”

临危受命，慷慨赴任

七七事变后，全面抗战爆发，当时茅以升先生的母校“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”（今西南交通大学，曾地处唐山，以下简称唐山交大）的校舍被日军占领，院长孙鸿哲积劳成疾，病逝于北平。其时恰逢学校的主管部门由铁道部变更为教育部，铁道部对学校撒手不管，而教育部以尚未接手为由，对学校不闻不问。学校群龙无首，成为“三无”（无校舍、无经费、无校长）学校，濒临绝境。

1937年11月，黄寿恒、许元启等校友与各地师生、校友联络商讨，共同拥戴德高望重的校友茅以升先生为院长。时任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的茅以升先生在得知母校推选他为院长后，没有推辞，临危受命，慷慨赴任。

为了不中断招生工作，在复校工作尚未得到教育部承认的情况下，1937年度的招生公告是以先生个人名义刊登的，标题为“茅以升招生启事”。这种招生方式，在国内外的教育史上是罕见的，虽处战乱时期，但凭借先生的崇高声誉，学校仍然招录了77名新生！

历经磨难，辗转迁徙

1937年12月，唐山交大辗转播迁，历经磨难，师生陆续到达湖南湘潭复课。复课后，教育部对学校仍是不闻不问，不予拨款。1938年初，茅院长与朱泰信、倪钟澄等校友赴教育部接洽奔走，教育部才承认了学校迁校复课一事。同年2月，茅院长到湖南湘潭履职，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，大家对学校的前途信心倍增。到校后，茅院长迅速解决了聘请教师、请拨经费、合作办学等事宜，学校各项工作走上正轨。后来，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并入，校舍不敷使用，茅先生又奔走联系，找到湘乡杨家滩的几处宅院，租作校舍，将学校迁到那里继续办学。

1938年11月，日军逼近长沙，长沙守军执行“焦土政策”，自行烧毁长沙市区。“长沙大火”迫使临近前线的唐山交大第三次内迁，往云贵高原转移。12月2日，师生到达广西桂林，日军轰炸桂林，80多名同学的全部行李及部分公物化为灰烬，其悲惨情景，难以言表。全体师生感到前路茫茫，士气低迷。

在这困难关头，茅院长召集师生开会，他鼓励大家说：“我们学校历史悠久，有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，有强大的凝聚力，有百折不挠的生命力，只要大家坚定信心，团结一致，奋勇向前，学校一定会振兴。抗战必胜，日寇必败！国家前途是光明的！”茅院长振臂高呼：“中国不会亡！唐院不会亡！我们一定能找到读书的地方！”他的讲话大义凛然、感人肺腑，坚定了大家前进的信心。

凤凰涅蓜，桃李芬芳

1939年1月28日，学校师生以“中国不会亡，唐院不会亡”的爱国爱校理想信念作为精神支柱，历经3个多月的风餐露宿，跋涉1200公里，抵达贵州平越，于2月20日第3次挂起复院后的校名牌，正式复课。在秀丽的藜峨山下，清澈的犀水河边，又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。

我就是在这一时期慕茅以升先生之名，从交通大学（上海）机械工程专业转至唐山交大土木系学习的。

平越时期，在茅院长的带领下，学校形成了40余人的知名教师队伍，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是非常罕见的。这批名师铸就了抗日战争时期唐山交大的辉煌，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建设栋梁。其中有姚桐斌、陈能宽2名“两弹一星”元勋，肖纪美、佘畯南等9名院士，勘测设计大师胡惠泉、社会活动家杨纪珂等上千名专家学者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矿冶系1943届毕业生中，仅一个班就出了3名院士（中国科学院院士肖纪美、徐采栋，中国工程院院士邱竹贤）。

交大的抗日救亡运动

平越时期，在茅院长和教师们的支持下，抗日救亡运动在学校蓬勃发展。全校300多名学生，有200多人参加了各种抗日救亡社团，如话剧团、歌咏队、宣传队、山城社、越光社等，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抗日救亡活动——在街头宣传抗日救国道理、控诉日军的暴行、传播抗日胜利消息、歌颂抗日英勇事迹。其中，学生社团出版的《呼声》、《山城壁报》、《越光周刊》等刊物针砭时弊，深得全校师生和平越人民的好评，被赞誉为平越的《新华日报》和《大公报》。

交大在平越进行的抗日救亡运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，他们责令学校取消进步社团，号召师生参加国民党。茅院长和全校进步师生同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。国民党党员的申请表一直锁在茅院长办公室的抽屉里，一张也没有发出，师生坚决拒绝加入国民党，进步学生社团通过刊物和壁报发表批判性文章。

同一时期，学校100多名学生报名参加国民政府在云南组织的“译训班”，并担任了滇缅英美同盟军的翻译工作；有些学生直接报名参军，为抗日战争作出了直接的贡献。

念兹在兹，再救母校

1942年4月，茅以升先生调任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，暂时告别了学校。

1944年11月至1945年2月，日军进攻广西、贵州，逼近平越，学校不得不再次迁移。时任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的茅先生致信罗忠忱院长，建议学校师生暂时迁到位于重庆的中国桥梁公司，等待落实复课地点。11月27日，交通大学唐山、北平两院校友在重庆相聚，成立重庆校友会，公推茅以升、李中襄、袁伯扬为常委。重庆校友会与沿途校友联系，全力协助母校迁移。1945年2月上旬，大部分师生到达重庆。2月15日，在茅以升先生和重庆校友的积极协助下，学校在重庆璧山丁家坳复课。

（作者系著名桥梁专家，西南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。）